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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毛的口罩卖1元被罚,到底是谁举报的?

作者:肖磊看市

最近没有再写东西,大家都在关注疫情的进展,想写点其他的东西,但实在怕分散大家的注意力,还是算了,抗击疫情要紧。

此前发了两篇关于疫情时期的观点,一篇是写口罩市场的问题,目前看国内整体来说口罩依然紧缺,尤其是N95口罩,缺口较大,这是令人担忧的。口罩是民众抗疫的主要武器,要打赢这场人民战争,口罩问题不是小事。

关于口罩,本来不想说了,但有条信息引起了我的关注,湖北洪湖市华康大药房因0.6元进价口罩卖1元,被该市监督管理局以涉嫌哄抬价格被罚42630元,并被没收违法所得14210元。

这个信息也引发了一些民众的反响,大家认为这已经是“良心”商家了,1元能买到一个口罩,简直是太幸福了。

我看了一下洪湖市市场监管局的回复,其中指出,洪湖市华康大药房违反了两条规定,一是“公共卫生一级响应期间,与疫情相关的医用商品、防护消毒商品等一律不得涨价”;二是,“所售商品无参照原价,购销差价额超过15%,构成哄抬价格行为”。

也就是说,按照公共卫生一级响应,以及湖北相关规定,洪湖市市场监管局的做法没有问题。

那么新的问题来了,民众觉得是“良心价”的口罩,为什么地方监管机构依然会认定是哄抬物价呢?原因其实也很简单,因为有人投诉。监管机构按规定执法,没毛病。

6毛的口罩卖1元被罚,到底是谁举报的?

关于这个事情,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专家出来说了,认为这是执法过度。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专家,仅仅是研究了一点点法律经济学,但法律经济学主要还是针对普通法系而言,大陆法系由于都是明确的法律条文,本身可以解释的空间有限。

当然,我今天也不是来谈执法问题的,而是要提出另一个观点,举报(投诉)商家6毛的口罩卖1元的人,其实是损人不利己的,这种行为不仅不会维护法律的尊严,更抬升了社会抗击疫情的总成本,居心不良。

法律经济学里面,对一些很少见的,比较难以搞清楚谁对谁错,谁的责任更大,谁应该做出更大让步等偶发性纠纷,会考虑一个社会总成本的问题,也就是说,谁避免“意外“的成本最低,谁的责任就最大。按照这个逻辑来裁决,整个社会为了避免”意外“所要付出的社会总成本就会达到最小。

这就好比说,你出门不戴口罩,对于你来说,最多也就是自己被感染,但对于社会来说,要防止你传染给其他人,那就得做很多措施,比如只要你一出门,大家都得想办法离你很远,你所到之处都得清场消毒等,所以最好的办法是,从法律法规的角度要求每个人必须戴口罩。这样每个人只要付出一点点,整个社会就会获得巨大的益处。因此,要求每个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,就是降低了社会抗击疫情的总成本,谁不戴就应该接受处罚。

在全国各地复工之际,如何想办法让大家都戴上口罩,这应该是主要目标,因为这是以最低的个人成本,换取最大的社会收益。

关于洪湖华康药房口罩这个事件,我这里仅仅跟大家提个醒,看是否能引起大家的思考。比如洪湖市市场监管局这次执法,主要是收到了民众的举报(投诉),所以才去执法,假设没有民众举报的话,能不能不去执法(我认为可以不去)?不去执法的话会不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(我认为不会)?另外,到底是谁举报的,是没有买到口罩的人?还是已经买到了口罩的人?还是同行、竞争对手?这些人的举报行为是否值得称赞?

我说这些,绝对不是小题大做。

不管什么时候,社会资源的终端分配和运行逻辑,以及社会所付出的总成本问题,都是关乎一个社会的容错能力和可持续性。大家都非常清楚,全国只要是现在能买到口罩的地方,其价格的涨幅,大部分都比洪湖华康药房要大,一个一次性口罩卖三到五块都很正常。如果涨价超过15%就要处罚,一方面政府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执法资源,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制造口罩的稀缺性和灰色假冒伪劣市场。

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,这是我的亲身经历。正月初二的时候,我在一个人数比较多的群里,看到了这样一个视频,有人自己录视频说,大家看看啊,黑心药店,一个N95口罩竟然卖50,我买了十个,买完后就给丫举报了,大家看,现在执法人员来了,正罚款呢。

很快这个药店就直接关门了,而举报者就站在药店对面的路上拍,还有很多人在围观。

我当时就在想,正在排队买口罩的那些人,突然间买不到口罩了,心里到底是在骂这个举报者,还是在骂这个卖口罩的药店呢。另外,对于这个举报者来说,到底卖多少钱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呢,卖50会举报,那卖30就不会举报吗?很大的可能是,就算卖20也会有人举报,因为就算你能接受20的价格,但还有一些人接受不了,而接受不了的原因,大部分情况下,并不是自己买不起,往往可能是自己已经买到了口罩。

总之,只要自己想要的东西得到了,别人再赚就有点受不了,就得举报。否则的话,洪湖1块钱一个的口罩,就不会有人去举报了。其实我想给那些举报投诉者说,就算把1块钱一个的口罩送给你,对你来说也省不了多少钱,但如果那个买不到口罩的人,是个潜伏期的患者,正好在你面前路过,打了个喷嚏,由于没戴口罩,飞沫溅了你一身,你被感染了,你会后悔吗?

如果慈善能够维持社会的运转,计划经济早就统治全球了,我们的父辈早就奔小康了,还至于等到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?大家再想想,武汉慈善组织,连几十亿的捐款和物资都处理不好,假设整个口罩系统和社会资源靠慈善或政府部门来组织运转,会怎么样?所以我一直认为,尊重市场就是最大的慈善,但民众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。

无论是宣布一级响应,还是启动特殊法律法规,都是为了更好的控制突发情况,将社会的总体损失降到最低,但政府一旦宣布进入特殊时期,很多人也会利用特殊时期来破坏市场的运转,同时也会有人利用特殊时期来打击竞争对手,并激发一些人恶的一面,社会总成本反而会急剧上升。

特殊时期,打击发国难财的奸商固然重要,但如何定义无良奸商,是一个超出法律解释范围的问题。我个人觉得对社会负面影响最大的,是那些制假者,以及跟慈善组织或地方政府机构勾结倒卖捐赠物资的人,而不是什么把口罩涨价到1块钱的药店。

当政府解决不了所有人的口罩问题,就得靠企业,就得靠一个个小商小贩,社会的分工不会在特殊时期停止,如果不考虑社会总成本,最终所有的成本,都会被分摊。民众会被更长时间的隔离,政府要付出更多的精力、资源和执法成本,企业会失去更多的现金和就业岗位。

当我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的时候,希腊有句格言:“行使你的权利,但应该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“。

监管机构执法,是在行驶监管机构的权利,但民众愿意花1块钱买一个口罩,也是一种权利。

如果从社会总成本的角度考虑,在疫情高发期,一群买不到口罩,而不戴口罩上街的疫区人民,以及一个将6毛钱口罩涨到1块钱的商家,到底谁对社会的潜在威胁更大?我个人觉得是前者。

在这里,我们无法指责任何一方,无论是执法者,还是卖口罩者,但我们其实有另一种选择,那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不举报(投诉)这样的商家。

这个社会需要吹哨人,但需要的是像李文亮一样的吹哨人。

文/肖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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